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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镇农民怎样创出世界500强?

2018-05-14 23:06 出处:网络 人气: 评论(0

  文/本站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专栏作家 秦朔

  洗脚上田的普通中国农民,只要给他们阳光雨露,有平等参与、自由进入的机会,就有可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成就,汇入推动国家富强的浩浩洪流。

小镇农民怎样创出世界500强?
小镇农民怎样创出世界500强?

  与美国不少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都在小镇上不同——比如沃尔玛在阿肯色州的本顿维,肯德基在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,宝洁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,通用电气在康涅狄克州的费尔菲尔德,IBM在纽约州的阿蒙克——中国500强企业的总部基本都在大城市。

  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,中国企业有115家。我数了一下,56家的总部在北京,其次是上海、深圳、台北、香港这样的一线大都会,上海6家中有一半也是中央企业。再往下,是省会和副省级城市;到了地级和县级市,500强企业已屈指可数,而且和本地的资源禀赋高度相关,如邢台有冀中能源,贵溪有江西铜业,阳泉有阳泉煤业,长治有潞安集团,晋城有晋城无烟煤矿。

  但在中国县区一级的城市中,还是有4家500强企业,闪耀着企业家的光芒,分别是张士平开创的山东遂平的魏桥,沈文荣开创的江苏张家港的沙钢,何享健开创的广东顺德的美的,杨国强开创的广东顺德的碧桂园。

  何享健和杨国强来自同一个镇,北滘。北滘古称“百滘”,意为“百河交错、水网密集”,全镇面积90多平方公里,户籍人口十几万。

  顺德隶属佛山市。在今年6月在佛山表彰企业家的大会上,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说,美的、碧桂园等知名企业都愿意把总部留在佛山,这样的信任,我们万万不可辜负。

  在中国,一个镇上有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,唯有北滘。

  何享健:人才+机制+分权+交班

  1942年,何享健出生于北滘一个农民家庭,高小毕业后就辍学务农,后来到工厂当学徒,当工人,当出纳,当公社干部。1968年,他和23位居民每人以借款方式出资50元,再多方筹措,共集资5000元,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一块场地上办了“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”,他任组长。


  当时生产组主要是将回收的尼龙纸、塑料布等废旧塑料,拿来生产塑料瓶盖。由于机械简陋,离不开手工操作。用手扳压塑料瓶,反作用力很大,常常打到工人脸上,甚至把牙齿打掉。后来又生产玻璃瓶、皮球、刹车阀、橡胶配件等。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,何享健经常带着产品坐闷罐火车北上跑业务,早上喝碗红糖水,晚上睡在车站,怕差旅费被人偷走,就藏在鞋子里。

  这样艰辛的创业故事,在中国民企中并不稀罕。何享健了不起的地方,是在用人方面很有前瞻性,“60年代用北滘人,70年代用顺德人,80年代用广东人,90年代用中国人,21世纪要用全世界的人”,这是他的口头禅,2004年胡锦涛到美的视察时他也是这样汇报的。

  1984年,美的就在广东全省招聘人才,1985年引进第一对外地的技术员夫妇。能不断吸引高素质人才,让他们发光发热,建功立业,而不是固守在本地人、家里人、自己人的圈子里,这是美的在顺德家电群雄中最终一骑绝尘的关键。

  1993年我去美的采访,由头是1991年美的招募了华南理工大学热能工程专业毕业的一位博士,当时是顺德乡镇企业中第一个博士。查阅那时的文章,美的的“二把手”说过这样一段话:

  “1968年最早几个人起家之时,纯粹是谋生目的。在一个小手工作坊里生产塑料瓶盖,那不需要什么技术。70年代后期开始生产汽车汽动阀门、发电机,后来生产电扇,充其量也只请了广州的一个六级钳工来当师傅,算是‘借脑袋’。到80年代中期风扇改型,变成全部塑料原件,开始注重技术问题了,自己要‘换脑袋’,于是吸收了一些退休技师等。再往后,风扇市场饱和了,大家互相抢市场,创造新市场,逼得你不仅要‘买脑袋’、‘换脑袋’,还要‘买大脑袋’、‘换新脑袋’。没有科技人才,科技开发,眨眼间你整个水平都要落后,甚至被淘汰。现在光一个顺德就有15家空调厂,全广东有30几家,空调大战耗资巨大,没有技术保证是根本不敢上阵的。从请六级钳工做工程师,到挖来广东数间大企业的技术厂长,到招来博士,这条道路不容你不走,越走得快越能在市场上领先一步。”

  人才需要舞台也需要激励。在私营经济还得不到承认的年代,美的也戴着“乡镇企业”的红帽子,北滘镇政府的经济发展公司是第一大股东。有一次何享健要提升管理团队待遇,从年薪十万提高到三四十万,镇里不同意,说“一个保卫科科长的工资比公安局局长还高,这绝对不行”,深受刺激的何享健意识到,如果不改制,不按照市场化规则运行,员工利益、职务薪酬等问题都无法解决。他说:“如果这些问题我都做不了主,怎么管理,怎么留住人才?”

  90年代初,何享健和顺德市领导去韩国考察,对比中韩企业后得出一个共识,竞争性的公有企业如果不改革,企业负盈,政府负亏,总有一天要出大问题。因此当1992年国家开始推动股份制改革试点时,他四处申请,终于争取到顺德唯一的试点名额,美的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乡镇企业,并在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,2011年又成为第一家完成管理层收购的上市公司,北滘镇政府完全退出。在更加自由、自主的体制推动下,美的上了一个新台阶。由于企业超预期发展,按照股权激励方案,美的董事长方洪波的股权到今天已价值数十亿元。

  何享健也是民企中最敢放权、“去家族化”最彻底的企业家。1996、1997年美的遭遇创业以来的第一次业绩下滑后,何享健认为集权管理体制有问题,“每天都开会,有看不完的文件和签不完的字,员工已经1万多人,所有部门都向我一个人汇报,这么大个企业,效率越来越低下!”他借鉴国外的事业部制,开始进行分权改革,新设事业部的总经理一开始不适应突如其来的巨大权力,审批一个几千万元的生产计划项目自己就可以做主,去问何享健,他回答:“在你的权限范围内,你自己拿主意。”

  分权当然不是只放不管,1998年美的制定的《分权手册》长达70多页,股东、董事会、经营团队“三权分立”,事业部高度自治,总经理自行组阁,但业绩不达标整个团队要集体辞职。“集权有道,分权有序,授权有章,用权有度”,这16字方针奠定了美的的公司权力原则,至今不变。在突出分权的体系之下,美的的职业经理人拥有高度的经营管理权。何享健更在2009年先将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职交给方洪波,2012年再将整个美的集团的董事长交给方洪波。美的彻底迈入职业经理人时代。

  何享健在家里不谈公司的事,儿子不在公司任职,1993年妻子就离开美的,作为23位创业者之一,她当时只是在做普通的仓库管理工作。

  杨国强:分享机制+博士军团

  前不久和一位资深的地产界高管交流,他当过多年金地的董秘,现在福晟集团当副总裁。他问我更看好哪家房地产公司,我说万科和碧桂园,他说:“你不觉得碧桂园更像华为吗?他们已经有几百个博士了,而且老板和任正非一样低调。”


  我查了下资料,碧桂园今年上半年合同销售金额已经位居行业第一。但更吃惊的是,根据碧桂园副总裁朱剑敏的说法,碧桂园目前已拥有超过450名博士,主要集中在新材料、智能家居、工程建筑等领域,今年计划新招300名博士,其中200名直接在海外招聘,以推动海外战略的发展,预计2018年底博士人数将达到1000人。有几位加入碧桂园不过两三年的博士已经成为区域总裁。据说碧桂园内部有一个目标,一两年内要实现超过100名博士成为项目总经理、区域总裁或更高级别的管理者。目前,碧桂园还在与顺德区沟通,希望能在北滘建一座博士大楼,并配备人才公寓和科研场所。

  杨国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1954年10月出生在北滘镇广教村。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,也没什么人知道她。所以1997年杨国强建立第一个慈善基金用于资助贫寒家庭的孩子时,就用了母亲的名字“仲明”。

  杨家赤贫,杨国强直到十七八岁没穿过鞋子,没吃过糖果,“没试过自己亲手花两分钱”,衣裤都是兄长穿旧的和香港亲戚穿旧寄来的。念书后,为省7分钱饭钱,中午放学要走一个小时回家吃。尽管这样,高中时由于交不起7块钱学费,杨国强还是退学一年回家放牛。后来学校免了他学费,还给了他2块钱助学金,才又复学。杨国强说这是他“一生最重要的2块钱”。他酷爱读书和思考,18岁中学毕业在家种田,还是到处找书看,到废品收购站买旧书看。

  1986年,杨国强当了北滘建筑工程公司的总经理。说是总经理,实际就是包工头。后来公司改制,他和几个拍档出资进行了管理层收购。1992年,因为承建的一个项目收不到钱,项目方就让杨国强卖房子,以销售款核销工程费。他就这样进入了房地产。25年后,碧桂园一共进入了400个城镇,为300万业主提供了“五星级的家”。

  这篇文章并不是要讲碧桂园的成长史,而是要回答一个问题,碧桂园最近几年何以跻身中国房地产的第一行列?

  最简单的回答,还是机制和人才。

  好几年前,杨国强有一次去台湾,看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一些遗迹,突然想到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分不开的。而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恰恰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,共产党“分田分地”的主张则赢得了民心。他花了不少时间去询问,搜集资料,了解台湾上世纪50年代初“三七五减租”、公地放领即把“国有”及“省有”耕地的所有权转为农民所有、以及“耕者有其田”的过程。他想明白了一件事,碧桂园要想再有一个飞跃,必须在分享机制上突破。

  之前,碧桂园通过在2010年引进原中建五局总经理莫斌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,打破乡族化、本地化的高管结构,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在杨国强看来,通过参与分享来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,这种制度上的突破比光是固定的高薪更重要。

  2012年和2014年,碧桂园“双享机制”先后推出,即成就共享和同心共享,相当于1.0和2.0版本,其核心在于让经理人入股跟投项目,利益捆绑贴身,成为合伙人,一开始核定基准利润指标,超额利润进行分红。

  从2012年起,碧桂园已经有三四百个项目引入了合伙人。2012年,碧桂园一年销售476亿,现在一个月都可能超过这个数字。2012年,很多经理人还将信将疑,到年底,有人发现竟拿到大几千万元的收入,怀疑是多打了一个零。当杨国强告诉他这是根据业绩和超额分红的结果时,就像商鞅变法一样,一下子取得了“立木建信”的效应。2016年,碧桂园收入最高的区域经理人获得了1亿元左右的报酬。不少经理人抵押自己的房产参与跟投,工作热情就像打了鸡血一样。

  碧桂园总裁莫斌说,碧桂园能走到今天,是因为有“四好”——好老板,杨国强是一个舍得和分享的老板;好平台,碧桂园是一个透明公开、公平公正、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;好团队,碧桂园管理上有层级,但在解决问题时不设层级,大家一心把事情做好;最后,就是好机制。


  因为工作缘故,我很早就采访过何享健和杨国强,并有过深入的交流。在他们身上,顺德人低调务实、敢为人先、追求品质的特征体现得非常鲜明。他们也有差异,何享健放得更开,被称为“中国家电业最潇洒的老板”,下班回家,不再离开,晚上从不工作,还经常打球。杨国强抓得更紧,现在他还喜欢审图纸,弄户型,搞园艺设计,天天晚上阅读,乐在其中,不休不止。

  他们还有一个共性,就是热心慈善。

  今年7月25日,何享健公布了60亿元的慈善捐赠计划,捐出其持有的1亿股美的股票和20亿元现金,其中5亿设立了永久存续的慈善信托。而杨国强自1997年起已经捐出了30多亿元,他捐建的全免费慈善学校——国华中学和国良技术培训学校,在慈善教育培训领域享有很高声誉。

  在商战中,曾经有过“可怕的顺德人”的说法,而从何享健和杨国强的经历来看,顺德人、北滘人又是多么可爱和可敬!但最重要的是,从不起眼的镇办小企业到世界500强,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造福消费者,显示的是中国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力量。洗脚上田的普通中国农民,只要给他们阳光雨露,有平等参与、自由进入的机会,就有可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成就,汇入推动国家富强的浩浩洪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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